[5]尽管在这两种情形中都存在规制密度的稀释现象，但人们仅在法律后果裁量方面得出了行政司法裁判审查密度降低的结论（《行政诉讼法》第114条）:在这里，立法者设定的裁量（Ermessen）与行政机关的裁量余地（Ermessensspielraum）相对应。

在党内的央地关系方面，形成了党内分级归口管理和实现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在最广的意义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委）的部分职能也具有政法性质。

中央组织部先是在1954年设立政法干部处，具体负责对政法干部的分工管理。[19]关于政府组织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系统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面分设许多机构，……政务院底下，设有三十个单位，……不可能经常领导这三十个单位，所以下面设四个委员会协助办理。[52]如《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所归纳：政法工作方面，尤其要加强集中统一，尤其要坚决反对分散主义。[16]参见[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下册，温洽溢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9页。1958年10月10日，中央任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担任组长。

相反的，今后各级党委对本级检察署党组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加强。[39]但是，政法小组主要是协助同级党委管理政法业务，而不再负责管理政法干部。注重法律的教育功能，主张以法为教，强调法律的任务不仅是禁暴惩奸，而且要弘风阐化，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

第二，坚持体系意识与问题导向的一致性。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如何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3．体现原创性和时代性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4．体现国际性和全球融合性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不能脱离整个世界的发展，要站在国际和全球的视野上构建中国的法学体系，要实现国内法学与国际法学的融合，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中国法学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把中国经验总结好，为解决世界性法治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

这是因为话语的力量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话语权的重要基础在于一个国家能否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体系，能否创造出具有自己思想内涵、符合发展规律同时又具有感召力和普遍示范效应的话语体系，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的质量。一、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大意义和迫切需要 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大意义和迫切需要应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意义来深刻把握。

这说明中国特色不是刻意作秀，而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我国积累的与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治建设经验，是法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本土资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高校学科结构不尽合理，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新兴学科开设不足，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够。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

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应当着眼于长期规划和持续努力，着眼于严谨的科学探索，着眼于思想权威的产生。尽管我们的某些学术观点可能也为国外学者所注意或引用，但仍然没能产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理论和方法，难以在国际思想市场上进行较量与竞争。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进行国家层面规划，是许多囯家的通行做法。

立足中国经验和本土资源进行理论概括和理论体系构建，将是中国法学摆脱对西方法学理论的依赖，创造自己的理论的天赐良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

但如果从知识生产的质量来看，法学的发展形势却不容乐观。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显得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原载《中国大学教学》2017年第5期） 进入 张文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强调指出：法治人才培养上不去，法治领域不能人才辈出，全面依法治国就不可能搞好然而，现实中的老百姓是利益多元的，难免是为众意而投票，所以党争民主制将公意切割为了众意，所选出的政党权力仅仅来自于部分老百姓，政府只能对部分老百姓负责，不管这部分是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过去成功领导、现在正在领导和将来继续领导。党争民主制建立在经济人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基础上，党派迎合个体的欲求，是个体利益的汇聚，不同党派为赢得竞选而迎合不同群体的利益，均是众意的代表。

最近徐显明先生的断言共产党既在法律之中，也在法律之下，还在法律之上引发广泛关注。国家的主权在人民，政府的正当权力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梁簌溟通过私德与公德的对比来揭示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梁簌溟认为，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与古代帝王以法治国类似。

中国法学界普遍按照西方代议制国家的标准否定党规的法律性，漠视党规的实然效力，实际上是掩耳盗铃。个人主义下的国家治理理论是社会契约论，民主模式是党争民主，治理模式是团体法治。如果政党不能摆脱自利性路径，就会从共容利益的代表和推动者，走向狭隘化，甚至完全成为狭隘利益集团，最终被新的具有共容利益的集团所推翻。核心体制下的法治模式应该是差序法治。

在很多人看来，法律只是由国家制定、维护和强制执行的规则，这只不过是近两个世纪以来议会民主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摘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规能否对党员及其党组织的规范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关系到党员的德能和党组织的凝聚力，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对全国人民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朱熹解读克己复礼，其言曰：克是克去己私。

党导民主制对领导党既有能力上的要求也有德性上的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制定的，如果我们认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所制定规则的法律性，那么中国共产党自身所制定规则的法律性就是毋容置疑的。

二元宪治体制是典型的差序宪治模式，差序宪治是一种双层的法治结构，法治的统一性要求党导法规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统一起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核心，党规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规范，国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行为规范。随着公民身份变成党员、党员干部、党员领导干部，一方面相关的人数减少，自下而上形成金字塔式。在像中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双层代议制可能是更加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

在这一现实面前，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西方是个人主义和团体格局，中国是自我主义和差序格局。

西洋史上则多统是常态，一统是异态。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定位，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卢梭和黑格尔都试图建立一种结合私利和正义的道德政治理论，然而无论是卢梭的公意还是黑格尔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普遍性，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一个全体国民都具有美德的国家。差序格局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己，其他是围绕核心的圈，有核心圈、中间圈和外围圈，他人在圈中的位置依赖于与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关系是连续己与他人的纽带。